我们继续徒步探索兰卡斯比通，离开穆尔塔图利博物馆时心情愉悦。那天下午，阳光温柔，甚至有些羞涩。空气不热，恰到好处，非常适合我们这次以历史探寻而非单纯观光为目的的旅程。
穆蒂亚女士带领着我们。我和朋友们跟在后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享受着脚步的节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赛贾·阿丁达图书馆右侧的一座建筑：一座古老的殖民时期法院，或者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语言来说是“Landraad”。据历史记载，这座建筑始建于1923年，于1975年停止用作法院。建筑前立着一块文化遗产标志牌。讽刺的是，入口处还悬挂着一条横幅，禁止入内，因为这座建筑属于兰卡斯比通地区法院。院子很宽敞，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被遗弃了一般——仿佛历史被围了起来，无人照管。
我们穿过马路，来到镇中心。朗卡斯比通广场目前正在翻修，外墙覆盖着波纹铁皮。一块巨大的标牌上写着，该项目将于2025年12月底完工，预算高达数千亿印尼盾。希望这个广场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宜人的公共空间，而不仅仅是落成典礼照片中那美丽的一角。从这里开始，历史仿佛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朝着医院的方向流淌。谁能想到，从布置整齐的博物馆出来，我们却会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穆尔塔图利那座废弃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故居。
步行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了阿吉达尔莫博士地区医院。这座建筑规模宏大，气势恢宏，以白色为主色调，外立面点缀着蓝色。院子里熙熙攘攘，小贩们摆摊设点，一切如常。我们从侧院进入，遇到一名保安，请求允许参观位于主楼后面的穆尔塔图利故居。
事实证明，进入这片文化遗产区并不像参观博物馆那么容易。保安说，我们应该提前几天发邮件申请许可。穆蒂亚女士进主楼办理许可证，我们则在一旁等候聊天。
“很多社区的人都会来参观穆尔塔图利故居，”身穿棕色制服的保安说道，“有时也会有来自荷兰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游客。”
不久，穆蒂亚女士回来了。访客登记簿已经填写完毕，许可证也已办好。我们被邀请单独进入。保安甚至问我们是否知道她家在哪里。穆蒂亚女士自信地回答说我们知道——尽管她的这份自信之后会受到考验。
我们沿着侧院走到医院后方。那里矗立着许多小房子，其中一块指示牌指向太平间。就连之前来过这里的穆蒂亚女士也忘记了我们要找的房子的具体位置。我们茫然地四处寻找，最后只好向一位护士求助，她才把我们带到穆尔塔图利担任莱巴克助理驻地官邸的旧址前。
房子前竖立着三块大牌子，仿佛是刻意为之，用来掩盖其背后残酷的现实。中间那块牌子就像一台时光机，告诉我们，一位名叫爱德华·杜威斯·德克尔的“桀骜不驯”的荷兰人曾居住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1856年，当其他殖民官员忙于享受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他却在记录莱巴克人民的呼声。正是在这所房子里，他收集到了后来在《马克思·哈弗拉尔》一书中爆发的素材，这部作品震撼了世界，动摇了殖民主义的道德合法性。
简而言之，这块牌子上写着：在这里，良知曾战胜了权力。
另外两块告示牌——左边一块大的，右边一块小的——内容相同：文化遗产地位、相关法律条文，以及任何损坏或改动此建筑者将面临刑事处罚和数十亿印尼盾罚款的威胁。措辞严厉、法律条文严苛，令人望而生畏。
然而，告示牌背后，现实却令人震惊。石膏板天花板坍塌，地板泥泞不堪，墙壁斑驳破败。我甚至不敢踏入这座本应受国家保护的历史建筑。窗户、门、瓦片、玻璃——许多东西都已缺失。墙壁上布满弹孔，油漆剥落，地板变成泥泞。整栋建筑几乎没有完好的封闭空间。
我沿着房屋侧面走去。另一块告示牌上写着：
“荷兰-印度地区医院（阿吉达莫地区医院）（1925）”
上面还列出了文化遗产法的相关规定和可能的处罚措施。下方文字：
勒巴克县教育文化办公室，2018财年。
此标牌表明，这片区域曾是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官方管辖的建筑或公共设施。讽刺的是，它过去受到过度监管，而现在却大多被忽视。
我们对这座房子并没有太多直接的了解。从各种渠道得知，这座建筑在1850年左右曾是军队总部，1856年穆尔塔图里就住在这里。独立时期，它被用作各种用途：药房、仓库，最终被指定为文化遗产——之后，它便逐渐被人遗忘。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回了兰卡斯比通车站。在回家的通勤火车上，我一直在思考。破坏公物是被禁止的，但疏于维护显然并不违法。我想起了保安讲述的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外国游客的故事。他们远道而来寻找穆尔塔图里，却几乎总是失望而归。这并非因为穆尔塔图里不重要，而是因为他太重要了，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我们常说“Jas Merah”（铭记历史），但我们连这样一座小房子都维护不好。穆尔塔图利，这位曾通过马克斯·哈弗拉尔捍卫当地人民的外国人，或许理应被铭记为一位人道主义英雄。可惜的是，我们更擅长背诵口号，而非传承他的遗志。
但愿有朝一日，穆尔塔图利的故居能够得到修复，不仅作为一座古建筑，更成为殖民主义与人道和正义格格不入的活生生的见证。历史已然发声，我们应当倾听，还是继续假装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