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尽管八月初的天气酷热难耐，长崎的街道上依然阳光明媚。我从离大浦大教堂不远的酒店出发，步行前往电车站。我的脚步不仅带我到达一个地方，更是一次重温震撼历史的旅程：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暨和平公园。
我们准备了全天电车票和城市地图——这些简单的工具在游览这座城市时却非常实用。从大浦大教堂站出发，我乘坐5路长崎电气电车开往萤城屋方向，然后换乘1路电车开往赤迫方向。这条线路穿过市中心和我们之前到达的新干线车站。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原子弹博物馆站，这标志着我们即将到达此行的主要目的地。
从车站出发，步行几百米，我们沿着一条缓坡向上走去。虽然路程不远，但上坡路加上烈日炙烤，让我们有些气喘吁吁。道路十分安静，只有偶尔驶过的车辆。道路两旁是古老的建筑，静谧无声，却散发着独特的气息。
在一个丁字路口，我驻足在一座风格略带异域风情的青铜雕像前，它让人联想起古埃及雕塑。走近一看，我才知道这是“和平之像”，象征着长崎和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之间的友谊——这两个城市自1955年以来一直是姐妹城市。雕像静静地伫立着，仿佛在守护着那些穿过记忆长廊前往博物馆的人们。
不远处，我们来到了一处宽敞的建筑群，里面有一个露天庭院。这里是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和平纪念馆，光是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人心痛。庭院里，一座金色的雕像描绘了一位父亲和四个孩子以及几只鸽子——和平的象征，仿佛在邀请每一位前来沉思的人。气氛十分安静，就连脚步声都显得格外响亮。
博物馆的入口在左侧。我一踏进门，空调吹出的凉风就扑面而来——与外面的酷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入口附近有一台售卖冷饮的自动售货机。我买了一杯果汁，130日元。一边品尝着清爽的饮料，一边心想——在日本，自动售货机的价格真是出奇地稳定。三十年前，情况也差不多。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入口附近有轮椅，任何人都可以放心使用。无需工作人员，无需填写表格——直接拿一辆用就行。这套系统体现了日本人对游客的信任。
之后，我们进入左侧的走廊，乘电梯来到顶楼，那里是大厅和售票处。博物馆的门票只要200日元。一走进第一个展厅，气氛就截然不同了。从外面明亮的灯光中，我们走进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肃穆而沉思的气氛。
房间正面的墙上用日语和另外十种国际语言——英语、韩语、中文、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德语——醒目地写着一句话。其中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长崎必须是最后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地方。”
可惜的是，这句话目前还没有印尼语版本。但它的意义却无比强大：它呼吁人们采取行动，确保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遭受同样的命运。
我驻足在一面墙上的钟前，它的指针停在了11点02分——1945年8月9日，原子弹在长崎爆炸的确切时间。据描述，这面钟是在坂本町神社附近的一户人家里发现的，距离爆炸中心大约800米。
不远处，我看到了浦上天主教堂的部分废墟，这座长崎最大的天主教堂已被原子弹彻底摧毁。长崎是日本天主教徒最多的城市，这让我感到震惊。讽刺的是，一个原本宁静祥和的社区却成为了如此毁灭的目标。但这就是历史，它并不总是公平的。
在一个主要展厅里，摆放着“胖子”原子弹的复制品。它看起来很简单，就像一个巨大的、毫无表情的圆柱体。很难想象如此巨大的破坏就发生在这个看似简单却又庞大的躯体之中。在这里，我了解到长崎原子弹使用的是钚-239，而不是广岛使用的铀-235。
博物馆还展示了原子弹投掷前的瞬间。显然，小仓原本是主要目标，但由于云层厚重、能见度低，飞行员转而瞄准了长崎。这瞬间的决定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
房间中央，一个倒金字塔形的装置上装饰着爱因斯坦、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等世界人物的照片——这些人塑造了历史进程，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博物馆的另一部分展示了一张核武器国家地图：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各国拥有的导弹数量，提醒人们核战争的威胁远未结束。
我继续前行，看到了各种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遗物——熔化的玻璃瓶、烧毁的硬币和其他面目全非的个人物品。还有一个房间播放着原子弹爆炸幸存者（hibakusha）的录音和视频证词。他们的声音轻柔却充满力量，深深触动了我的心。他们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者。
其中一个特别令人动容的故事是关于永井隆医生的，他虽然幸存下来，却失去了家人。尽管饱受辐射摧残，他依然毕生致力于救治伤员和研究放射疗法。1951年，他因白血病去世——这是一场无声却令人心碎的牺牲。
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已经过去。我们的博物馆之旅还得继续前往和平公园，那里同样意义非凡。我们回到大厅，归还轮椅，然后缓缓走向电车站。还有许多值得回忆和思考的事情。
